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惠州海丰县人）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改革产生的第一批新人物，当时他是海丰县的秀才，本来很可能循林则徐和左宗棠的道路，升级为举人。1906年，他转入刚刚成立的广东法政学堂。各省在清末新政中开办法政学堂，准备逐步将司法权力从县官手中分离出来。辛亥革命打乱了司法改革的步骤，反而延长了内地县官兼任法官的时间，因为没有足够的司法人才。 陈炯明毕业后不过一年，就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他借助代议士豁免权，用自己的住宅掩护同盟会，组织黄花岗起义，事败后逃往香港。辛亥军兴，他组织家乡父老，攻陷了惠州城。广东各地民军当中，他的“循军”对同盟会最为忠诚。各地民军蜂拥进入省城，很快就超出了财政能够支持的程度。都督胡汉民（1879-1936，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孙文的左膀右臂）缺乏杀伐决断的果断，将实权交给陈炯明①。陈炯明以胡汉民副手的资格整顿各军，不惜大公无私地解散自己的军队，但还是得罪了太多的人。这些人当中包括前清留下的滇军将领龙济光（1868-1925，早期为清军将领，辛亥革命后归顺广东军政府。1913年，龙济光奉袁世凯命令讨伐陈炯明。陈败退后，龙成为广东督军。1916年袁世凯病死，龙处境日蹙，最后被桂军击败，逃往北京），纷纷投靠袁世凯，构成了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后来懊悔自己在第一次机会中表现得太天真，第二次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与此经历颇有关系。 1、辛亥起义时，胡汉民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支部长。1911年11月12日，广州军政府成立，胡汉民出任都督。12月，孙文要求胡汉民去南京担任临时政府秘书长一职。胡汉民立即让副都督陈炯明代理他的职务。1912年4月，孙文推荐胡汉民出任第二任都督。陈炯明留下一封信后去了香港，表示辞去职务。胡汉民对军队事务缺乏控制力，派朱执信去香港请陈炯明回来，要他任总经略，掌管所有的军队。但此后陈胡二人逐渐产生矛盾，而陈炯明在治军过程中解散了大量军纪败坏的民军，引起怨恨，这些都成为广东在二次革命中迅速失败的原因。
广东谘议局旧址
辛亥革命陈炯明率部激战光复惠州
广州市越华路的中华民国广东省政府、广东省民政厅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 二次革命前夜，袁世凯罢免了李烈钧（1882-1946，老同盟会员，江西都督）和胡汉民。他让北洋的李纯（1874-1920，北洋将领，直系长江三督之首）接替李烈钧，却让陈炯明接替胡汉民。这是老官僚的阴柔之术，希望给国民党造成双重分裂。因为他似乎不想彻底摧毁国民党，“吃饱的”党人就会跟“没吃饱”的党人分裂。因为他提拔国民党新生代替代元老，志在中央的国民党上层就会孤立。陈炯明从利益考虑，似乎最有可能背叛，却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忠于国民党。广东省议会好不容易才解散了民军，现在非常讨厌打仗。陈炯明威胁他们同意独立，却没法从他们那里弄到钱。不久以前，这些人还乐于捐款反清②。他不得不再度流亡。孙文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效忠领袖，他和黄兴都不能接受。孙文和居正接受日本资助，进攻山东，配合“二十一条”的交涉③，他也没有参加。 2、广东军政府成立时，向海外华侨和国内商民募款，并发行公债，许多广州商民都曾捐款或购买债票。军政府还发行了新纸币，然而，新纸币快速贬值，导致商业不景气，引起商民不满。此时，袁世凯政府宣称要在广东重新发行新纸，广东商民翘首以盼。因此，宋案后，袁世凯未经过国会同意向各国借款，国民党人坚决反对，但商界却表示支持。 3、孙文为了反袁，对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许以重利，以求换取日方支持。在“二十一条”交涉中，日方多次威胁袁世凯，倘不同意日方要求，就将支持孙文的颠覆活动。1916年，大隈内阁决定倒袁，孙文立即委派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得到日军支持，获得大量武器弹药，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等县。
1914年蒋中正宣誓服从中华革命党党魁 国民党似乎已经四分五裂，袁世凯的错误却给他们送来了机会。袁世凯派龙济光进驻广州，将粤人视为潜在的叛乱分子，不久就使他们怀念老乡陈炯明。袁世凯称帝，给投靠民国的前清文武百官以沉重打击。他们既不高兴向同侪称臣，又不高兴做公开的贰臣。陈炯明见机而动，迁回老家组织共和军，也就是蒋介石后来摧毁的粤军。这支部队先后驱逐北军、闽军、桂军，为孙文和护法军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舆论普遍认为孙文、国民党、陈炯明和粤军是牢不可破的土豪集团，在他们的家乡是不可战胜的，在其他地方是令人讨厌的。
1917年护法军政府国旗 直系主导的第二次法统重光构成了孙、陈决裂的导火线，但关键因素还是在财政。从法律上讲，护法军政府是旧国会的产物。国民党是旧国会的第一大党，支持黎元洪的举国一致政府。新国会掌握在段祺瑞的安福系手中，支持徐世昌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野后，黎元洪和旧国会自行宣布恢复。直系暂时还没有培养出自己国会代理人，愿意接受举国一致政府。北方的国民党人，包括蔡元培，都认为可以见好就收，但这样就会牺牲孙文的非常大总统职位④。 4、1917年7月，孙文以护法为名（依靠德款）南下活动。1921年4月，在孙文的要求下，两百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而且大总统没有任期。孙文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反对。陈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因此他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1922年6月，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辞职，随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临时约法恢复。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承诺，实现国家统一，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文下台。但孙拒绝辞职。
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开幕时全体职员合影，陈炯明（前左四）任会长，高剑父（前左三）任副会长，谢英伯（前左五）任顾问
1921年4月5日植树节，陈炯明（立于树苗左方者）于岭南大学怀士堂前植树 广东商人疲于筹款，向孙文请愿。陈炯明不愿直接反对孙文，又不愿得罪老乡，辞职休养。他的消极抵抗发出了强有力的暗示，所有人都有恃无恐地拒绝出钱了。孙文没有粤军，就没有能力强制有产者出钱。粤军在没有陈炯明明确指令的情况下，拒绝配合孙文⑤。事实上，这是一套费厄泼赖的逐客令，希望孙文认清形势，自己主动辞职，从而保全自己的面子，也给同乡商人和陈炯明留下以后合作的余地。民国初年培养了一套类似英国和春秋时代的政变方法，能够将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其中的一例。陈炯明在法律意义上根本不知道这些活动，但若没有他的默许，这些事情不大有可能发生。 5、1921年6月，孙文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认为此刻民众甚苦，将士疲惫，军费不足，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在遭到陈炯明的抵制后，孙文说：“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有传言说他曾把手枪交给参军长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黄大伟没敢接。但消息已经传到陈炯明那里。 1922年2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的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的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4月21日，孙文批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仅保留陆军总长一职，令陈返回海丰家中休养。 5月9日，为了分化粤军，孙文任命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总督办，但叶举并不领情，反而带着60多营粤军在5月底进入广州城，理由是粮饷断绝，无人接济，非回不可。孙文要求陈炯明回广州面商一切，陈炯明说，在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孙文大怒，对粤军官兵发出武力威胁：“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6月16日凌晨，叶举率兵包围了观音山的总统府，让人通知孙赶快离府，后因总统府守军不肯投降，开土炮“三响吓之”。孙文离府后登上永丰舰，下令海军开炮轰击广州城。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命令，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文气急之下，亲自动手发炮，广州平民死伤百人以上。 冲突最后发生，有极大的偶然性。孙文得知粤军抗命，勃然大怒，扬言要炸死他们。问题在于他不是第一次口不择言的，否则就不会得到“孙大炮”的绰号了。粤军没有像以前的历任粤督一样，礼貌地忽略他无力的愤怒，如果不是军官故意借题发挥，就是军官已经无法控制士兵了。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说明粤军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没有把握，担心夜长梦多，例如滇桂可能会为了打击粤人而支持孙文。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说明财政困难已经预支了粤军的忠诚，军官团其实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坚持到最后的。兵变消息传到惠州，陈炯明既惊且怒。这种表现有充分的证据，但并不能导致确定的解释。他可能根本无法控制欠饷的军队，同时预见到替罪羊一旦消失，今后的筹款责任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也可能有能力控制军队，只是制定了体面的计划，没有料到部下如此鲁莽，把一场好戏演砸了。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等在永丰舰上合影 无论如何，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孙文一向依靠广东老乡，反对北方人。从此以后，他变成依靠客军压榨老乡的外来政权。护法（复辟法统）政权演变成革命（废除法统）政权，卢比康河（卢比康河是罗马共和国时代山南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根据罗马当时法律，任何将领都不得带领军队越过此河，否则视为叛变。公元前49年，时任高卢总督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康河，向罗马进发，此举成为实质上摧毁罗马共和制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永丰舰上。商团叛乱⑥、黄埔军校向江浙招生、共产国际的海参崴运输线都由此而生。 6、1922年冬至1923年春，孙文策动滇、桂军和部分粤军反戈驱陈，重新占领广州，陈军退据东江一带。孙文控制广州后，重组军政府，采用放开赌禁烟禁（在陈炯明时代是禁止的）、拍卖公产、招商承办厘税、扩大征收房屋租捐、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手段横征暴敛。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发布“统一马路业权”法案，收取新的税项，引起广州商界强烈不满，多个行业发起罢市活动，随后，商界成立“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陈廉伯任总长，对广州市实行戒严。经过广州商团和军政府谈判，军政府同意取消马路业权法案，大罢市活动风波暂息。同时，广东省商团筹划添购武器装备。 1924年8月10日，运送商团向英商南利洋行购置的一批枪支弹药的英籍（一说为挪威籍）轮船哈佛号在广州天字码头附近江面被蒋介石率领的江固舰扣留。此批枪械之前已向孙政府报告，但政府认为数量及到达日期不符。1924年8月12日、15日，商团代表1000多人两次向政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的军火。被拒绝后，广州商人罢市，并以“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名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罢市。20多个县的138个乡镇先后罢市声援。8月24日，孙文宣布广州戒严，通缉陈廉伯。10月9日，孙文发还部分被扣军火给商团。事态稍有平息。 然而，10月7日，苏联依照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将第一批援孙武器弹药送达广州，于是情势大变。（有材料记载，苏联轮船运来武器时，黄埔学生一片欢呼雀跃。）10月10日下午，TG广东区委发动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的五六千人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Zhou在会上讲话，警告商团，会后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10月12日，由孙文自任会长的解决商团问题的“革命委员会”成立。10月15日凌晨，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军校第1、2期学生联合许崇智的粤军与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队、工团军、农团军等，击溃商团的一万二千人并缴械。11点左右，政府军焚毁西关商铺，西关商业区受到严重损坏，目击者报告称政府军占据屋顶，向街道上的商团和难民射击，大群难民被迫退回火区，直至焚毙。有资料称这次事变中的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孙文在北京病死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但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
陈炯明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生态系统，蒋介石占据的地位就是陈炯明原有的生态位（孙文避难于永丰舰，蒋闻讯后急忙赶来，登舰随侍四十多日，此后越来越受到重用。他在参加指挥镇压商团后，又奉命率黄埔校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正因为如此，他的跃升必须以东征惠州为起点。蒋介石能做陈炯明不能做的事情，关键在于他不是广东人。陈炯明一旦离开粤东父老，就什么也不是⑦。蒋介石却不是浙江父老的代理人，而是上海的浪人革命家。国民党从联邦派变成统一派，对陈炯明非常不利，其实对胡汉民汪兆铭也不大有利，后者在投靠日本以后仍然不忘恢复蒋介石取消的广东特殊地位；对蒋介石却是非常有利的，他在老家能不能当上县议员都是很成问题的。然而孙文如果始终依靠陈炯明，恐怕在生前和死后都只是广东和华侨的领袖。 7、1921年3月1日，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称：“陈炯明是现任广东省长，他是由闽南回师广东。他不同意孙中山当大总统之梦想，仅愿在他自己的省份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凭藉他的五万军队，他已开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陈氏的第一个命令，是禁绝烟赌，使他由赌场失去每年两百万元的收入……相信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中国官吏。他的目标不在压榨人民，而在对人民提供一个有效率及诚实的政府。他让广东九十三县人民选出自己的议员……由他的谈话中，相信他最后会成功建立一个由粤民选举的政府。”“孙中山及其同党……全是一批无原则野心官僚的结合，他们终其一生唯一的动机是企求增加个人的权势及财富。” 1924年4月8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向国务卿报告说：“当两年前我初次访问该省时，孙、陈合作无间。时陈炯明担任省长，给人民带来一个廉能的政府。陈倡导联省自治，他告诉我，将建设广东为中国的模范省。当孙中山高唱挥师北伐时，已几乎动摇陈炯明的忠心，使陈早已对孙的信仰幻灭了！”
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特任状 后来的某些右派人士想把陈炯明打扮成反共斗士，为抵制赤化分子孙文、蒋介石而牺牲，并不比蒋介石版本的历史更值得信任。陈炯明同样跟共产国际联系⑧，以接受彭湃（1896-1929，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转入TG。Mao称他为“农民运动大王”）的海陆丰苏维埃实验为代价⑨。苏联顾问和广州的TG非常希望推迟北伐，强化广东革命根据地，其中隐含以下的动机：广东的资源不足以供养蒋介石的大军，苏联资助的必要性会发挥温水煮青蛙的作用，迫使他越来越亲苏；北伐如果成功，苏联的资助对他就没那么重要，很难说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北伐是蒋介石力排众议的结果，苏联无可奈何地迁就了国民党左派的新星，尽管他们更喜欢汪兆铭。陈炯明和陈独秀居然会站在同一边，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理由讨厌蒋介石渴望的统一。前者预见到广东联省自治的末日，后者预见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末日。 8、陈炯明与苏俄关系之密切一度远远超过孙文。1920年，路博（俄文名A. A.波塔波夫）把列宁的亲笔信带给陈炯明。5月10日，陈回信给革命“贤师”列宁，对“俄国人民及其领袖为人类利益计，勇敢坚毅刚强不屈，扫除人类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表示钦佩，并推崇“布尔什维主义建立的新俄已开辟世界革命之新时代”，陈“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带给人们的是福音”，他“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不仅用以“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将其全文刊登。1921年底马林访问陈炯明时，后者爽快表示“不反对TG国际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另一位TG国际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断定“陈炯明本人已经和正在把中国进步的学生与工人组织起来”，还在《TG国际》杂志撰文称，如果要在中国建立TG党，那么就应该以陈为依靠对象。TG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刊物把陈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而孙文则被说成“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者。列宁甚至答应必要时给陈炯明军火，把储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械提供给他使用。当时陈以漳州没有合适的港口接收武器为由予以婉拒。“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陈矛盾公开化。此后，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报告，国共合作开始酝酿，陈炯明开始淡出TG国际的视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地位上升。 9、彭湃和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同乡。1918年1月，陈炯明派遣男女学生共83人赴英、法、美、日等国留学，彭湃和他五弟彭泽即在其中。1921年5月，彭湃归国，在海丰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组织学生运动。8月，彭湃等前往广州，向陈炯明说明情况。陈炯明当即委任彭湃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1922年5月1日，彭湃在海丰组织“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高呼“劳工神圣”。《陆安日刊》刊文指责彭湃借教育宣传赤化。但陈炯明并未因此弃用彭湃，托人转告彭湃可到广州他那里任职做事。1922年“六一六”兵变后，陈与孙文决裂，孙与TG逐步走向合作，而彭湃仍多次会见陈炯明。1923年11月前后，彭湃与陈炯明的联系最为密切。彭湃经常电告陈炯明农会的发展情况，陈炯明表示“非常赞同”建立农会。彭湃又将此发表于报上，引起潮汕上层人士的巨大震动。在陈的支持下，农会组织迅速由海丰发展到潮梅，先后有10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高达10万。陈炯明的态度，成为彭湃从事农会活动最好的护身符。
惠州陈炯明墓园 惠州失陷后，陈炯明避居香港。致公党是他留下的唯一遗产，几乎就是粤人侨社和帮会组织的化身，比蒋介石的晚期国民党更像孙文的早期兴中会。陈炯明的党徒没有多少变化，但他们身边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他们除了坚定地仇恨蒋介石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无事可做。这种仇恨最终将他们赶进了1949年新政协的怀抱，尽管他们的政策比晚期国民党更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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