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匈事件和党对国内外局势的思考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时期以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示不满，社会上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方面，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发出强烈呼声，要求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调整对苏关系，要求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变革；另一方面，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四处活动，意欲利用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改变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1956年6月，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地区发生由于工人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流血冲突。这一事件给波兰党内和整个社会带来极大震动。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领导人极度焦虑。他们认为在波兰出现了一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必须坚决制止。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并依据华沙条约下令驻在波兰的苏军向华沙进发。在异常紧张的形势下，波苏两党代表团举行谈判。结果，在波兰举国一致的强烈要求下，赫鲁晓夫被迫做出让步，苏军撤回军营，波兰国防部部长、有一半波兰血统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离任返回苏联。波兰新领导人宣布，波苏友好是波兰对外政策的基础。 中共中央一直密切注视着东欧事态的发展。在波兰局势发展的紧要关头，中苏两党进行了磋商。10月19日和21日，苏共中央两次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认为波兰局势十分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遣由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为此，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的要求。21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苏波两党的会谈。22日凌晨，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答复苏方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尤金走后，会议继续进行，确定代表团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当日深夜，毛泽东再次约见尤金，表示波兰局势虽然比较复杂，但“看来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入西方集团”、应当承认目前波共中央的领导，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它合作，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23日，中共代表团启程前往苏联。 10月24日，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苏共中央为讨论波兰局势而紧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坦率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在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问题上犯了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因此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列举了一些苏联在国际交往中不平等地对待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事例加以说明。他还表示，尽管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拥护苏联做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29日，刘少奇又向苏共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关于解决苏联同东欧各国关系问题的设想：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搞；在军事问题上问他们是否要华约、是否要驻军，或者要华约，但苏联撤军，敌人进攻时再去。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犯有错误，表示今后将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准备同有关国家讨论，采取措施改善关系。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正当波兰局势有所缓和的时候，匈牙利局势严重恶化了。10月下旬，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大规模骚乱，匈牙利宣布建立多党制政府，退出华沙条约，反社会主义势力嚣张，发生多起公开捕杀共产党人的事件。匈牙利事态急转直下。究竟是撤军还是迅速以武力平息暴乱，苏共中央先是犹豫踌躇，继而考虑撤军。在北京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获知有关情况后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演变，表明其性质已与波苏关系事件不同。中共中央委托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于10月30日晚向苏共中央表示，不应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应尽最后的努力挽救一下。31日晚，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在机场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中共代表团，苏共中央经开会研究，已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牙利局势。11月4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苏军开进布达佩斯，迅速控制了局势。此后，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1957年1月7日至18日，周恩来又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进一步做调解和团结工作。 波匈事件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1956年11月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刘少奇等人的汇报并对东欧局势进行讨论。2日和4日，毛泽东分别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中央决定，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党的高级干部详细通报东欧的情况以及从这次事件引出的经验教训，以期引起全党的警觉。其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提出斯大林错误的产生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和官僚主义组织机构。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所形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公开发表。文章指出：在造成匈牙利事件的内部和外部几方面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为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击退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章还认为，由于最近东欧形势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及党与党之间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这就引发了世界性反共风潮以及波匈事件。他认为，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方面，已经出现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另一方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照搬苏联经验、阶级斗争不彻底等方面错误的恶果也逐渐表露出来。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极其尖锐地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存亡。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极为重要。 1956年秋冬，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新的社会矛盾突出出来。这年下半年，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事件少则数十人，多则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在农村，1956年夏收以后，不少地方连续发生闹缺粮、闹退社的风潮。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000多起。广东省农村到年底先后退社的有7万余户。对国内外形势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各种意见。有些人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也有一些错误议论。 面对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往往用老眼光，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认为凡是聚众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矛盾激化；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存有怀疑和抵触情绪，说“‘百花齐放’，放出的尽是毒草、野草”，“革命几十年都没有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叫人监督了”。上述情况表明，在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文化建设的时候，努力教育党员干部从习惯于主要搞阶级斗争转变到主要搞经济建设和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必要的。 党中央、毛泽东多次分析过国内闹事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怕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少数人闹事的原因，“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上述这些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其中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毛泽东还注重典型事例对全局的引导和启发作用。1956年11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运用充分讨论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得知后非常高兴。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他也谈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两种方法：敌我矛盾用镇压方法，人民内部用说服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这表明，当时党试图以波匈事件为鉴戒，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缓解党和人民群众关系间的某些紧张状态。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时期，大家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了，人民内部矛盾不突出。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种科学。这样，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面对中国的实际，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当时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 |
